的23%左右。
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，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，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层，社会分层加剧和固化利益格局是社会领域危机因素凸显的根本原因。
其三，治理转型到了有效预防并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。在“增长主义”倾向下，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，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，为体制机制性腐败打开了一条暗道。而当前，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在降低，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，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“催化酶”。
实际上，中央已经提出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，如加快行政审批改革，提高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，推进司法公开透明等。这些改革都是“刺刀见红”的改革，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。